明朝皇權制度，是明史中研究得比較多的問題，成果也比較顯著。方志遠先生的《明代國家權力機構及其運行機制》一書，將明朝國家機構各項制度與組織的關系，以及來龍去脈條分縷析，使讀者得窺明朝國家制度的精心建構。特別值得關注的是，該書對明朝皇權的把握相當完整。繼王天有等人的研究之后，該書在明朝中樞權力結構的研究上，不僅更為細致深入，也有更好的視角與問題。比如作者指出，在明朝的權力中樞，宦官是“皇帝的代表”。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和把握明朝廢相之后專制集權的走向，可以發(fā)現(xiàn)許多饒有興味的問題。

　　明朝廢相，是在公元1380年，即明朝洪武十三年。在中國歷史上，類似于后世宰相的權力很早就出現(xiàn)了，諸如“尹”、“冢宰”、“大宰”等名，皆為國家行政官之首。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，此類職位又以“相”、“丞相”、“相國”之名出現(xiàn)，或稱“執(zhí)政”。秦統(tǒng)一后，歷朝皆設宰相一職。漢武帝虛置相職，而將相權基本納入內(nèi)廷。從此，歷代總是通過對相權的分解，以增強皇權對中央行政的控制力。但是，作為中央行政的中樞，相權始終是存在的。而明朝廢相之后，這一歷時數(shù)千年的宰相制度便不復存在了。

　　然而，廢相之后，洪武皇帝并沒有真正廢掉相權;而是一身而兼二任，既當皇帝，又當宰相。那時候，朱元璋平均每日要處理兩百多份文件、四百多項事由。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他不得不命令臣下把所有的奏章都寫得短而又短，并規(guī)定了統(tǒng)一的格式。他還設立了殿閣大學士制度，讓一些讀書人跟隨左右，隨時咨詢顧問，以解決閱讀上的困難。但他嚴禁大學士議論朝政，以防他們干政。對于歷史上的宦官和外戚干政，他深惡痛絕，再忙也不讓這些人插手。

　　憑著自己的威勢和治政經(jīng)驗，朱元璋大致可以將“日理萬機”做得不差。然而，這種一身而兼二任的辦法，卻讓繼位的皇太孫建文皇帝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年輕的皇帝難免貪睡，上早朝晚了，就會有大臣進諫，說朝政被耽擱了，要求他能像太祖皇帝那樣，天不亮就起床，太陽未出就朝見群臣。礙于祖訓，建文并不敢恢復宰相制度，卻將六部的權力進一步加強。以至于后來篡位的叔叔、明成祖朱棣指責他：“欲將部官增崇極品，掌天下軍馬錢糧，總攬庶務。雖不立一丞相，反有六丞相也?！?/p>

　　但是，建文再怎么加強六部的權力，都不可能彌補作為中央行政中樞的相權的缺失。實際上，建文即位后，即召方孝孺“參預機務如內(nèi)相”。1402年，當朱棣的軍隊攻占京城時，發(fā)現(xiàn)建文已在內(nèi)廷設立了內(nèi)閣機構，并備有特制的文淵閣印。這與他的祖父只以殿閣大學士隨從顧問的情況大不相同。方孝孺主張君、相分權，恢復古典的冢宰制度。而比方孝孺更長一輩的明朝開國文臣劉基，也非常強調(diào)丞相制度的重要性。他曾把后世分解相權的做法，比喻為把不成材的“小木”束在一起充作棟梁之材，是撐不起中央集權這座政治大廈的。

　　如果不是朱棣篡權成功，方孝孺、劉基關于相權的主張，是否會影響明朝政治體制的走向不得而知。明成祖篡位后，盡管對建文時期“變亂法制”的做法一概“革除”，卻悄悄地保留了建文時期設置的這一“內(nèi)閣”，并立即召文臣入閣參預機要，開始改變原來由皇帝兼任宰相的做法。由此，相權開始融入皇權，成為明朝的皇權一部分。這與劉基和方孝孺的想法，是完全背道而馳的。

　　洪武皇帝禁止宦官議政，為此還立下不許宦官讀書識字的規(guī)矩，將嚴禁宦官干政的命令鑄成鐵碑立在宮中。在他看來，宦官的事情就是宮中雜役，或者奉使傳令。但是，既要用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，又要防止皇權淪于權臣之手，其最方便之法門，就是讓宦官與閣臣對掌機要。明成祖在位時，宦官開始大量地受到重用?！睹魇贰飞纤^“宦官出使、專征、監(jiān)軍、分鎮(zhèn)、刺臣民隱事諸大權，皆自永樂間始”的講法，大致是不錯的。無獨有偶，朱棣借口“訓女官”，下令讓已有子嗣的學官，自愿凈身，入宮教書，破了洪武皇帝不許宦官讀書識字的規(guī)矩。朱棣的“好圣孫”宣宗即位后，則干脆在宮中設立“內(nèi)書堂”，“專授小內(nèi)使書”。這更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。顯然，要重用宦官，則不得不使他們具有相當?shù)奈幕R。

　　明朝宦官接觸朝廷機要，是從文件收發(fā)上開始的。朱元璋于廢相前兩年，即洪武十一年，曾下令“奏事毋關白(稟告)中書省”。從那時起，京官奏事，一律改由“皇極門(后稱會極門)實封奏聞”，而不再通過中書省。此外，明朝地方官的奏疏，原本匯集中書省，但自洪武十年朱元璋設通政司后，若非事涉機要，即由通政司直接送往六科。六科是皇帝監(jiān)督六部行政的機構。朱棣在位時，命令通政司：“凡書奏關民休戚，雖小事必聞，朕聽受不厭倦也?！痹絹碓蕉嗟淖嗍枰边_御前，宣宗時就設立了文書房，隸屬于司禮監(jiān)(洪武十七年設置)，統(tǒng)一匯集內(nèi)外官奏疏。文書房的另一項任務，就是登記、整理和抄錄往來文件，而由司禮監(jiān)呈遞御前。司禮監(jiān)掌握著最充分、重要的信息，又服侍在皇帝身旁，幫皇帝跑腿辦事，傳遞信息，儼然是“皇帝的代表”，最適合用來制約、壓制內(nèi)閣，其權力和地位于是迅速上升。

內(nèi)閣參與機要，原本無非是閣臣與皇帝“面議”朝政。這在洪武皇帝治下，是嚴厲禁止的。那時，凡事“聽自上裁”，官員奏疏概由朱元璋批答，即親筆寫出處理意見。建文時，“臨朝奏事，臣僚面議可否，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”。足見其時臣僚已可以與皇帝面議朝政，為皇帝執(zhí)筆批答。成祖、仁宗時，朝政的處理通常也是與閣臣面議，批答則由皇帝親力而為。朱棣晚年精力不濟，才經(jīng)常委托閣臣代他批答公文與官員奏疏。宣宗在位時，處理官員奏疏，改由閣臣先用“小票墨書”代他批答，稱“票擬”或“條旨”，貼在相關奏疏的封面上，送司禮監(jiān)后謄抄，再交皇帝批準。如果事關重大，宣宗還是會當面與大臣商議;議定后親自批答。

　　能夠與皇帝面議朝政，是閣臣所期望的。閣臣如果不能與皇帝面議朝政，意味著他有限的建議權也不存在了。更令人掃興的是，在沒有面議的情況下，閣臣票擬必須嚴格按照“九卿之成案”和“司禮監(jiān)粗寫事目”進行。“九卿之成案”，即內(nèi)、外廷臣在各自主管的范圍內(nèi)，就具體問題的解決，向皇帝提出具體的處理意見?！八径Y監(jiān)粗寫事目”，即司禮監(jiān)根據(jù)“九卿之成案”，為閣臣規(guī)定的票擬提綱。就這樣，閣臣票擬完了，還得皇帝用紅筆批示。同意的，交司禮監(jiān)用紅筆謄清，送文書房抄送相關機構執(zhí)行。然而，由于疏懶，更由于要壓制內(nèi)閣，皇帝總是把批紅的事交給司禮監(jiān)去做。

　　“票擬”成為慣例，始于英宗即位。英宗那時還是個九歲的頑童，批答之事由閣臣代勞，而一切都聽王振教唆。王振掌司禮監(jiān)，對閣臣票擬總是指手畫腳。土木之役，英宗成了蒙古瓦剌的俘虜，皇位被景帝取代。也許是因為有過這樣的慘痛教訓，英宗復辟之后，對宦官的寵信有所克制，比較注意控制閣臣與宦官之間的平衡，“每事與內(nèi)閣面議然后批行”。但是，憲宗繼位后，經(jīng)常是直接讓宦官替自己批答官員奏疏?？梢?，內(nèi)閣票擬，不是皇帝必須遵守的制度。司禮監(jiān)作為“皇帝的代表”，甚至可以直接讓宦官代表自己批答。所以，方志遠先生說，司禮監(jiān)就像是內(nèi)閣中的內(nèi)閣。

　　孝宗繼位后，更多的則是讓閣臣票擬。但他卻發(fā)現(xiàn)，閣臣對此頗有怠惰，而讓閣員代擬。他傳旨說，要注意保密，內(nèi)閣大學士必須親自動筆擬旨，親自印封，然后密送皇帝。對于孝宗的這一要求，大學士劉健非常婉轉(zhuǎn)但又倔強地表達了自己的不滿。他說內(nèi)閣票擬的確事關機密，所以從來皇帝找閣臣議事，也都是親臨內(nèi)閣，或在便殿秘密召見，照例是要避開他人耳目，對閣臣面授機宜的;現(xiàn)在除了例行活動，閣臣根本見不到皇帝，連司禮監(jiān)的人也見不到;圣旨由司禮監(jiān)傳達至文書房，再由文書房通知內(nèi)閣;內(nèi)閣票擬也要經(jīng)過文書房、司禮監(jiān)，才能呈至御前。劉健提出，要么恢復皇帝與閣臣“面議”朝政的老辦法;退而求其次，也應讓閣臣看到皇帝的親筆;再怎么不濟，也應由司禮監(jiān)“口傳圣旨”。他用這種辦法，來表達他對凡事都要由司禮監(jiān)下屬的文書房來傳達的反感。對于劉健的婉轉(zhuǎn)批評與倔強，孝宗是容忍的。但對他的請求，照例是敷衍了事。此后六年之間，孝宗與閣臣“面議”朝政，不過數(shù)次而已。內(nèi)閣與皇帝的溝通，還是要由宦官來充當代表。

　　武宗即位之初，就有大臣批評他“批答章奏，以恩侵法，以私揜公”，并指出這是由于閣臣“不得與聞”機要，而奉侍在側(cè)的宦官“陰有干預”造成的。之后不久，劉健也批評說，閣臣身在內(nèi)閣重地，不過“徒擁虛銜”，朝廷的圣旨下來了竟然還不知道;本來由閣臣票擬的東西，隨便就改掉了。等到劉瑾執(zhí)掌了司禮監(jiān)，劉健等閣臣被罷官為民之后，這種情況就更為嚴重了。那時候，官員的奏疏，劉瑾都是帶回家與親友一起“批答”，然后請內(nèi)閣大學士焦芳幫助潤色。劉瑾倒臺后，大學士李東陽揭發(fā)說，自己為皇帝擬旨，不是被劉瑾駁回，就是被改竄;改竄了的東西謄抄后，還要逼他抄一遍，作為原稿“落底”存檔。

　　明人謝肇淛指出，明朝的宦官“體統(tǒng)尊崇，常居百僚之右。輔臣(閣臣)出入，九卿避道，而內(nèi)監(jiān)小豎，揚揚馳馬，交臂擊轂而過。前驅(qū)不敢問，輔臣不敢嗔也”?？梢?，在明朝的權力中樞，宦官的地位尊于閣臣。蓋宮廷政治既已徹底制度化，宦官因為最接近皇帝，其地位上的這種“尊崇”，若非皇帝本人有意加以裁抑，是不可避免的。與此同時，閣臣身在內(nèi)廷，畢竟聯(lián)系著整個官僚系統(tǒng)，若非嚴格地加以屈抑，難免使相權死灰復燃。制度的精神如此，明史上內(nèi)外臣僚對宦官的普遍千依百順，就不僅是個道德問題，也是制度使然。所以，在明史上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(xiàn)象，即一直到嘉靖之前，盡管是宦官專政，但整個明朝權力中樞和官僚系統(tǒng)大體上是穩(wěn)定的，閣臣已甘心并習慣于屈居宦官之下。

　　然而，從武宗去世到世宗登基的三十七天皇位空缺期間，事情卻發(fā)生了變化。在這三十七天里，首輔楊廷和竟破天荒地總攬了朝政，宦官不得不聽由內(nèi)閣主持朝廷中樞。等到朱厚熜入京，楊廷和為他起草登基詔，將武宗時許多弊政都宣布廢除了。為此，文書房的宦官找到楊廷和，說詔書有幾處寫得不合適，要刪。楊廷和怒斥道：“過去有什么事不合你們的意，你們動不動就說是皇帝要如何如何?，F(xiàn)在要刪改詔書，難道也是新皇帝的意思?那就等我們上朝祝賀新皇帝登基時當面奏請，還要問清楚究竟是誰要刪改詔書!”這件事，內(nèi)閣勝利了。它表明，作為“皇帝的代表”，明朝宦官的權力和地位，完全依附于皇帝個人，并不具備獨立行事的資格和能力。短暫的皇位空缺期間，司禮監(jiān)的“皇帝的代表”身份不能成立，閣臣迅速獲得了獨立行政的權力。

世宗登基之初，兵部一位叫霍韜的官員上書說：“閣臣職參機務，今止票擬，而裁決歸近習。輔臣失參贊之權，近習起干政之漸。自今章奏請召大臣面決施行，講官、臺諫班列左右，眾議而公駁之。宰相(閣臣)得取善之名，內(nèi)臣免招權之謗?！碑敶嘶鹿倥c閣臣的勢力此消彼長之際，霍韜已然看到今后約束內(nèi)閣權力的必要性。盡管他沒有忘記批評前朝宦官的專權，卻特別提醒皇帝今后不要因為壓制了宦官，而放任閣臣超越權限。他提醒世宗，只有恢復皇帝與閣臣“面決”朝政的制度，宦官與閣臣才能各安其位，皇帝對明朝權力中樞的控制才能保持平衡。

　　后來以首輔地位專權的閣臣張璁，當時對內(nèi)閣勢力擴張的危險性，也表示了深刻的擔憂。他向世宗皇帝表示，根據(jù)《洪武祖訓》，朝廷罷宰相，設五府(軍事機構)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和大理司，分理軍政、司法、民政和監(jiān)督諸事，使它們“彼此頡頏(抗衡)，不敢相壓”，朝廷才能總攬大局，政治才能穩(wěn)定;而閣臣向來少有善終，就是因為身處“易生嫌疑”之地，并負有“易招非議”之責(代言擬旨)。張璁提出，朝政要么按照“祖宗之制”由皇帝自己決斷，要么召“廷臣集議”，也就是與閣臣“面議”，才能“建國家久安長治之策，以全君臣如終相保之道”。他說來說去，就是強調(diào)內(nèi)閣的作用不能超出“止備顧問”的限度，否則將引起閣臣與皇帝之間的沖突。

　　世宗登基之初，就對臣下說，如今章奏都是由他自己親自批閱后交由內(nèi)閣擬旨的。實際上，直到晚年，世宗“雖修玄西內(nèi)，而權綱總攬，夜至五鼓，猶覽決章奏”。終嘉靖之世，四十五年之間，世宗始終不讓批紅之權落入宦官之手。也就是說，宦官的“皇帝的代表”身份，被嘉靖皇帝取消了。結果是內(nèi)閣的權力愈益擴張，閣臣為爭奪內(nèi)閣首輔之位斗得也愈來愈兇，且各自與內(nèi)外行政官和監(jiān)察官(科、道官)勾結得愈來愈緊密。其時，內(nèi)閣首輔雖“無宰相之名，而有其實”，“天下事未聞朝廷，先以聞政府(內(nèi)閣)”。其間，嚴嵩先后兩次出任內(nèi)閣首輔，為時十五六年，更將爪牙遍布朝廷。這樣的情況，造成明朝皇權控制的狀態(tài)越來越不平衡。以至于徐階為首輔之后，提出“以威福還主上，以政務還諸司，以用舍、刑賞還公論”，使內(nèi)閣的作用回歸本位。

　　在這樣的背景之下，穆宗繼位后，恢復了嘉靖以前倚重宦官的政策。穆宗在位六年，雖然高拱和張居正仍各以勾結部、院和科、道官為能事，但張居正最終從高拱手中奪取首輔之位，還是由于他與司禮監(jiān)掌印太監(jiān)馮保的“深相結謀”。《明史》上說，神宗繼位，高拱要求將司禮監(jiān)的部分權力歸還內(nèi)閣，并驅(qū)逐馮保，結果卻是他自己被驅(qū)逐了。及神宗繼位，十歲孩童尚不能親政。十年之間，在宦官得到重新重用的情況之下，因為有了馮保的支持和配合，張居正始能有所作為。神宗皇帝當然不愿意看到嘉靖以來所養(yǎng)成的那種“閣臣而假天子之威?！钡那闆r，無休止地繼續(xù)下去。張居正去世后，他一方面組織清算張居正的“專權亂政”;另一方面就是完全恢復以司禮監(jiān)壓制內(nèi)閣的老辦法，使“內(nèi)閣所撰詔旨，必由中官先寫事目送閣”。

　　穆宗、神宗兩朝，宦官重新成為“皇帝的代表”。這老一套的辦法，若非存在著嚴重的朋黨問題，是可以有效制約閣臣的。可惜的是，朝廷其時已布滿朋黨，且因利益固結而變得牢不可破。宦官重新成為“皇帝的代表”，適足以激化朋黨之間的爭斗。此后的歷史說明，無論是東林，還是浙、楚、齊、宣、昆諸黨，他們的命運皆與皇帝重用的宦官有關。曾幾何時，東林黨的得勢，是由于司禮監(jiān)秉筆太監(jiān)王安的支持;而王安的失寵、被殺，則成為東林黨人的噩夢。而對于反對東林的其他黨人來說，司禮監(jiān)秉筆太監(jiān)魏忠賢的得勢，無非是使他們都一概成了“閹黨”。那時候，滿朝的“閹黨”，“知有忠賢，不知有陛下”;魏忠賢甚至可以不經(jīng)過內(nèi)閣，直接以皇帝的名義發(fā)布“中旨”。末代皇帝崇禎繼位后，一力清除了魏忠賢及其余黨，并重新起用東林黨人。然而，崇禎最終卻認為，天下事大都是被士大夫搞壞的。明亡的最后一年，崇禎甚至命令收葬魏忠賢遺骸?；实叟R死都認為，不是宦官而是“諸臣誤朕”。他所謂的“諸臣”，當然就是指朋黨。

　　不得不承認，明朝所精心構建的皇權中樞，就其保證皇帝的專制集權而言，確實達到了很高的制度水準。它通過將批答之權分解為票擬和批紅，使內(nèi)閣和司禮監(jiān)對掌中樞;通過“九卿之成案”和“司禮監(jiān)粗寫事目”對閣臣票擬的雙重制約，嚴格限制了內(nèi)閣參與朝政的程度和范圍;通過讓司禮監(jiān)代行批紅，甚至批答之權，有效地監(jiān)視和壓制住了閣臣?？傊?，宦官所行使的一切權力，都是以“皇帝的代表”的身份進行的。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統(tǒng)治，自仁宗、宣宗之后，皇帝的疏懶、荒唐和昏庸是慣常現(xiàn)象。然而，皇帝不僅沒有被權臣、宦官顛覆的可能，而且隨時都可以拿下他們，從不存在皇帝受制于人的現(xiàn)象。但像這樣精心構建的制度，卻連使閣臣與皇帝面議朝政都保證不了。顯然，在對待權臣、宦官、朋黨等問題上，明朝的中樞權力建構，更多的是錯誤地吸取了歷史上的經(jīng)驗教訓。（程念祺）